从万年文化史到五千多年文明史，长江流域不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蹒跚起步，更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谱系与社会形态，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本文从考古学文化进程、社会演进脉络、文明发展进程途径与方式三个维度，回溯长江流域波澜壮阔的文明演进历程。
长江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进程
长江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以新石器时代为核心，时间跨度从距今10000—4000年，中下游地区谱系最为清晰，上游区域虽有探索但仍需丰富?？脊叛幕魑非拔尬淖质逼诘闹匾晔叮诤狭颂囟ㄊ笨辗段诘奈幕糯嬗肴斯ぶ破诽卣?，成为追溯文明轨迹的关键线索。
距今约18000—11000年，是人类文明从狩猎采集向定居生活过渡的关键阶段。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测年距今约2万年，堪称中国最早的陶器。玉蟾岩还发现了最早的水稻，临澧华垱遗址则出土了距今13000年前的陶片，印证了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与制陶技术的重要发源地。
距今约11000—8000年，钱塘江上游的上山文化是这一时期的核心代表，距今11000—8500年的上山文化早期，已具备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特征，出土了加工稻谷的磨盘磨石、带点状符号的彩陶，也出现了早期墓葬，还发现了水稻田。比上山文化晚约1000年的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出现成熟的定居农业形态，房子、墓葬、壕沟等设施完备。距今8000—7000年，长江流域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革，原有文化逐渐被纷纷涌现的新文化类型取代。中游的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高庙文化与下游的跨湖桥文化成为主流。中游地区的文化突破尤为显著，比如皂市聚落体现了人类从平原向山区河谷地带迁移的趋势，坟山堡聚落则进入洞庭湖核心湿地；武陵山区的高庙文化以复杂纹饰的白陶为标志，太阳纹、兽面獠牙纹、凤鸟纹等程式化纹饰，推测用于特殊仪式。下游跨湖桥文化则见证了水上交通的发展，出土的独木舟即明证。江西老虎墩遗址同时发现中游风格的圜底陶器与下游的圈足器，确立了江西作为长江文化交汇地带的重要地位。距今7000—6000年，汤家岗文化、柳林溪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各具特色。河姆渡文化的黑陶、灰陶与中游陶器差异明显，但不少纹饰风格相似，马家浜文化的陶器形态则多与中游接近。距今6000—5300年，长江中游整合为油子岭文化，下游整合为崧泽文化，“油子岭化”与“崧泽化”标志着长江中下游的频繁交流。
距今5300年以后，文化格局进一步扩大，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下游良渚文化成为核心，中间的皖江辅以薛家岗文化。上游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年）则受到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双重影响。这一阶段，长江流域文化主动北上，屈家岭文化影响范围扩展至黄河南岸乃至晋南盆地，良渚文化则北上主导山东南部部分区域，西进至湘江流域。到了距今43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文化开始强势南下，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下游的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均明显受到中原王湾三期文化、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影响，长江的中原化趋势进一步强化。
长江流域史前社会演进
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的演进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经历了从简单聚落到复杂文明的完整历程。
饭稻羹鱼的生业经济
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生业模式是长江流域社会的经济基础，从李家岗皇朝墩稻田到茅山稻田，良渚古城莫角山池中寺出土的20多万公斤炭化稻谷、鸡叫城遗址80平方米范围内2.2万公斤水稻加工残留，证实了4000多年前长江流域水稻生产已具备统筹规划能力，类似“公粮”的储备体系初步建立，也暗示靠配给、供养或交易水稻的非农业人员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
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核心标志是聚落形态、社会分层、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在聚落形态方面，长江流域经历了“村落—环壕聚落—城壕聚落”的演进路径：城头山古城（距今6300—6100年）、斗山古城（距今6000年）已具备完整的城墙与护城河，良渚古城、石家河古城更是具有多重墙壕布局、明确的功能分区、专门的贵族墓地与宫殿区、大型水利工程，形成了成熟的王权文明。上游成都平原的古城则晚于中下游，鱼凫古城、宝墩古城等仿照中下游筑城技术，融合黄河流域陶器工艺，成为文明交汇的产物，为三星堆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精神文化方面，图像艺术与祭祀遗存成为其核心内涵。上山文化彩陶符号、高庙文化白陶的程式化纹饰，掀起史前第一次艺术浪潮，太阳纹、八角星纹、兽面獠牙等成为跨区域共享的文化符号。祭祀遗存丰富多样，石家河印信台的套缸、三房湾巨量红陶杯、陶塑动物、人偶与彩陶纺轮，下游地区的大量玉礼器，共同构成了早期信仰体系。凌家滩遗址200多件玉器的墓葬、良渚反山墓地的奢华玉器，彰显了等级分化的极致，玉器作为礼器成为权力与信仰的载体。
长江流域史前文明进程的途径与方式
长江上、中、下游因地理环境与文化基础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发展路径，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发展有起伏、重组，本土传统融合外来文化，连续发展的谱系和序列比较清晰。核心途径是以稻作农业为支撑，以血缘家族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聚落从村落、环壕聚落到城壕聚落的演变呈现超稳定特征，部分遗址持续发展数千年。城头山、石家河古城的防洪排涝设施，鸡叫城的三环水渠系统，体现了通过公共事务凝聚权力的模式。在发展方式上，中游社会分化相对温和，军权与神权未完全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战争迹象不明显，古城古国林立，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石家河古城虽为权力中心，但与其他城址可能属于联盟关系，尚未形成一统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持续融合，使长江中游文明保持了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是原生文明，作为长江下游的核心，虽以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为基础，但受外来文化刺激产生“文化裂变”，属于原生文明的突破性发展。其文明化途径以稻作农业为基石，通过文化碰撞催生文明飞跃，以玉器为通神载体，将信仰转化为权力。在发展方式上，下游文明更具主动性，大规模修造城池与水利工程，通过治水强化指挥与管理能力；推行“造神运动”，以玉器制造与使用确立礼制秩序；形成“定于一尊”的权力结构，通过资源再分配控制周边区域，构建了神权、军权、王权结合且以神权为主导的文明模式。良渚文明虽有断裂，但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成为文明演进的重要典范。
长江上游史前文明是次生文明，川东重庆地区与成都平原的文化均以外来因素为主。成都平原最早的桂圆桥文化源自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筑城技术则借鉴自长江中游，文化与文明因素多为外来输入。这一区域的神权与王权特征尚不明显，与三星堆文明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文明交汇地带的独特性。
长江史前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深远贡献
长江流域史前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稻作农业的成熟确立了“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模式，延续至今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从环壕聚落到城壕聚落的演变，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引领了文明的发展方向。
高庙文化—良渚文化—肖家屋脊文化掀起了史前艺术浪潮，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观念的源头；干栏式建筑、丝绸、漆器、舟楫等发明创造，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
长江流域文明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活化石，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