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的宏大进程中，文化遗产?；な贾帐枪睾趵反械闹匾翁狻Ｔ蒲粽呕负蠲恚ㄋ壮啤罢欧擅怼保┳魑靠馇曛拘晕奈锕偶?，因三峡水库175米最高淹没线面临灭顶之灾，张飞庙易地搬迁项目成为国家重大工程背景下文物保护的关键实践。自1993年至1999年，历经六年多的反复论证，先后开展了“原址靠后”“迁入新城”“随城迁移至南岸”三种搬迁方案的讨论，历经多方论证最终形成的“随城迁移至南岸”的科学决策，不仅挽救了一座千年古刹，更构建了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多方协同、文化传承”的中国范式，为同类工程提供了宝贵借鉴。
千年古刹的价值基底：
不可复制的文化坐标
云阳张桓侯庙坐落于重庆云阳县长江南岸，紧临长江水道，与云阳老城隔江相望，自古便有“巴蜀一胜景”的美誉。作为“文藻胜地”，庙内珍藏木刻书画281幅，其中王羲之《兰亭序》摹本与颜真卿《争座位帖》摹本书法木刻并称“双璧”，岳飞手书《出师表》、黄庭坚《幽兰赋》、苏轼《赤壁赋》等，构成了完整的古代书法艺术实物谱系。
在价值维度上，清华大学吕舟教授指出，除了具有文物古迹普遍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之外，张飞庙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是其“文化价值”的核心：其一，它是长江三国史迹文化链的关键节点，与白帝城、石宝寨等景点串联，构成三峡地区独有的三国文化景观带；其二，它是三峡人文景观线的核心标识，“依山而建、藤萝掩映”的建筑格局与长江水道形成“山－水－庙”共生的生态景观，体现古代“天人合一”的营造智慧；其三，它是云阳民俗信仰的精神载体，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张王庙”，“张王爷隔江守望”“百姓隔江祭拜”的习俗延续千年，每逢张飞生日的庙会活动、百姓过江祈?；疃两翊校姑碛钌疃热谌氲胤缴?，成为三峡地域共同的精神纽带。
更为关键的是，张飞庙的文化价值与长江水道、云阳县城三者形成不可分割的空间关联。这种“庙临江、城相望”的格局历经千年沉淀，成为其文化价值存续的物理基础。根据《长江三峡库区云阳县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云阳老城将整体迁移至上游32公里处的双江镇（长江北岸），张飞庙也位于淹没线以下，因此易地搬迁成为唯一选择。但“如何搬迁、迁至何处”的核心问题很快引发了关于?；だ砟畹纳疃忍教郑何幕挪谋；?，是优先保留原址的地点真实性，还是延续文化价值？这一命题贯穿了整个?；し桨嘎壑す?。
三种搬迁方案博弈：
数据支撑下的优劣权衡
随着云阳新城搬迁规划的确定，张飞庙如何搬迁前后出现三种方案。各方围绕工程可行性、文化价值延续性、投资成本等维度，结合实地勘查数据与多方诉求展开密集论证，每一种方案都呈现出鲜明的优势与局限。
原址靠后方案：
原址真实性与文化割裂的两难抉择
“原址靠后”方案由吕舟教授于1993年在《长江三峡淹没区文物保护论证——云阳张桓侯庙的?；ぢ壑ぁ分惺状翁岢?，核心思路是将庙宇在原址淹没线以上的180至210米高程处，向后抬升50米复建，保留其在长江岸线的地理坐标。
该方案的核心优势集中在成本可控与原址真实性两方面：搬迁距离最短，可节省大量运输与工程费用，契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简称“三建委”）《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移民任务和资金包干”原则，投资成本低，成为工程建设方的优选；保留了原古迹所在自然环境的真实性，长江水利委员会在《张桓侯庙迁移?；す婊杓票ǜ妗分兄赋?，该方案“尊重‘此物在此地’的历史认同，符合文物古迹原址?；さ脑?，最大限度保留文物真实性”；技术可行，经勘查原址靠后的位置无重大地质缺陷，高边坡和库岸再造问题可通过工程手段解决。
但是该方案一出台，就遭到云阳当地百姓的反对。当地政府明确提出，张飞庙属于云阳县城。响应国家移民规划，云阳县城全部搬迁到上游32公里的双江镇新址，张飞庙也要和全县百姓一起移民到新址。
文物?；ぷ液统そ被嵋渤浞掷斫?，作为全国重点文物?；さノ坏恼欧擅碜魑释良且涞南笳?，若不能随城搬迁，将引发地方群众的广泛不满。因此，虽然三峡投资方和文物保护专家都认可“原址靠后”方案，但在最终结论中亦明确表示“若各方面同意其他方案，不提异议”。
迁入新城方案：
规划刚性与环境适配的现实冲突
“迁入新城”方案源于《三峡移民安置规划》中明确云阳县全县整体搬迁的刚性要求，新址双井寨附近就预留了张飞庙规划重建的用地，并与磐石城、双井寨等原古迹共建成一个文化旅游景区，该方案最早公布后，得到了重庆市移民局和云阳县政府的支持。此方案的优势在于规划协同性：契合国家移民安置的整体布局，方便群众祭拜与日常管理；古迹集中可形成文化集群效应，带动新云阳城的旅游经济发展。
但1996年清华大学《四川省云阳县张桓侯庙?；す婊ǜ妗酚?998年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实地勘查数据，彻底否定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其一，选址环境不适配。双井寨区域狭窄，背后无高耸山峰作为衬托，与原有临江高挂的张飞庙风景大相径庭，没了气势。其二，建筑形制无法还原。张飞庙原位于长江南岸，坐南朝北，若迁至长江北岸的新城，为保持大门朝西的方位不变，将形成“镜像”的沿江立面，而古建筑解体后无法按“镜像”复原，从古建筑构件材料、原做法和工艺来看，不具备可操作性。
由于在长江北岸复建，无法满足张飞庙“背山面水、再现原址环境”的选址原则，且建筑朝向与格局真实性难以保障，该方案最终被重庆移民局和云阳当地政府否决，体现了建设规划服从“不改变文物原状”的?；ぴ颉?/p>
南岸随迁方案：
文化延续与环境复原的最优解
在两种方案受挫后，清华大学随后提出的“随城迁移至长江南岸”第三方案逐渐成为共识。该方案跳出“留原址”或“进新城”的二元思维，核心是在新县城对面的长江南岸勘察选址，与北岸云阳新城保持“隔江相望”的历史空间格局，最大限度延续文化价值。
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得到多重数据与论证支撑：其一，空间关系延续。张飞庙与云阳老城、长江水道形成的“庙临江、城相望”格局已延续千年，清华大学1996年《四川省云阳县张桓侯庙?；す婊ǜ妗访魅分赋?，该方案“基本出发点是保持这一历史空间关系，虽失去原址真实性，但再现了文物原有大的历史空间与环境特质”。其二，专家们共识高度统一。陕西古建设计研究所专家认为，张飞庙的价值集中在“蜀汉历史见证、长江历史印记、建筑与环境融合、民俗文化载体”四方面，南岸随迁方案最能体现这些价值。其三，技术与实操可行。该方案背靠一座大山，“能最大限度再现原有历史环境特征，便于划定?；し段?、日常管理及长江三峡风景线布局”，并确定“背山面水”的选址原则。其四，方案细节明确。1997年12月，清华大学规划组在长江南岸的盘石镇确定新址，1999年编制《张飞庙搬迁?；す婊桨干杓啤访魅氛欧擅戆崆üこ痰牧酱蟊；ぴ颍汗沤ㄖ咎骞こ獭霸鹪ā?，环境工程“再现历史环境”，确保建筑形制与历史景观格局的完整性。
1999年，国家文物局以《关于对白鹤梁题刻、石宝寨及张桓侯庙?；す婊桨傅囊饧罚ㄎ奈锉：?999〕160号）正式批准该方案，历时6年的论证终获定论。
决策内核：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时代突破
回顾三峡张飞庙搬迁的决策过程，本质上是我国文物保护理念从跟随西方“物质遗产保存”转向中国“价值传承?；ぁ崩砟钐剿鞯囊淮沃卮笫导?。这一决策不仅基于翔实的实地勘查和各方面的专业论证，更蕴含中国特有的文物?；さ娜睾诵墓勰睿氲笔绷餍械奈鞣焦时；だ砟罱蝗诠舱?。
价值引领：
文化价值成为决策核心标尺
决策过程中，各方逐渐形成共识：文化遗产的?；げ荒芙鐾Ａ粼诮ㄖ咎?，更要守护其承载的历史文脉与情感联结。张飞庙的突出价值并非古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而是其在长江三国文化链、三峡人文景观线、云阳民俗信仰中的核心地位。南岸随迁方案之所以胜出，关键在于其最大限度保留了“庙—城—江”三者历史空间及文化关系，这与1994年ICOMOS奈良会议拓展的“真实性”理念高度契合——真实性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材料、工艺，更涵盖文化层面的传统、习俗与情感。而这一具体实践比2005年ICOMOS《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文物古?！爸鼙呋肪场本哂斜；ひ庖逶缌?年之久，成为我国文物古?！氨尘盎肪场北；な导系闹匾咐?/p>
数据支撑：
科学论证奠定决策基础
三个方案论证过程始终以现场勘察为基础，以科学数据为核心支撑：从原址山体35度坡度选址、岩石风化程度相似等地质数据，到新旧位置的游客量、门票收入等经济数据，再到建筑朝向、古建修缮工艺、“庙－江－城”空间格局关系等数据，为方案优劣判断提供了量化依据。例如，通过对比三种方案的工程成本、景观还原度、文化价值等三方面指标，清晰论证了“南岸随迁方案”的综合优势，避免了决策的主观臆断，体现了文物保护的科学精神。
多方协同：
构建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
决策过程形成了“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群众参与”的协同模式：清华大学、陕西古建设计研究所等专业机构提供学术与技术支撑，重庆市移民局、国务院三建委统筹政策与成本，云阳当地群众反馈情感诉求。不同立场的充分兼顾，使决策既满足了工程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又凸显了“文化价值”核心驱动，本体“历史价值”真实保留，这种多方协同的机制，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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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搬迁后的张飞庙依然矗立在长江南岸，与云阳新城隔江相望，“巴蜀—胜景”的风貌得以完整传承，庙内281幅木刻书画全部妥善保护，年游客量仍占据三峡游总人次较高比例。
从张飞庙的易地搬迁，到应县木塔的数字化?；?、绍兴古城的智慧管控，我国文化遗产?；だ砟钫印扒谰刃员；ぁ毕颉霸し佬员；ぁ?、从“物质保存”向“价值传承”、从“单一?；ぁ毕颉跋低持卫怼辈欢辖?。张飞庙的搬迁故事，不仅是一段文物迁徙的纪实，更是我国文化遗产?；な乱捣⒄沟纳⒔拧ㄓ屑崾匚穆龈?，兼顾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才能让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永续传承，绽放出持久的魅力。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