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可能是最受流行文化青睐的知识分子形象，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学者，考古学家穿梭在书斋和田野之间，总是被奇闻逸事所环绕。影史上经典的考古学家形象来自美国系列电影《夺宝奇兵》，考古、夺宝、世界政治，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在虚构的考古叙事中成功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兼冒险家的形象。然而，真实的考古学家又是怎么样的呢？
谁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和路易斯·宾福德无疑是最有资格的两位候选人。事实上，从研究的领域到成长的文化氛围，柴尔德和宾福德的不同是全方位的，谁更胜一筹也只是见仁见智。
无论是致力于严肃研究的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有程度不同的窥探欲，当作品本身已经被反复咀嚼后，我们开始渴望触摸思想体系背后的生命经验。或许只有在潜入某人的私人生活后，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完整的灵魂。
柴尔德应该是被研究最多的考古学家之一，仅传记就有五本。他的父母都来自英国的名门望族，“childe”在中古英语中即有年轻贵族男子的意思，倒是与柴尔德本人的气质颇相符。有一张柴尔德的照片，他在里面手捧一只学生送的泰迪熊玩偶，嘴上叼着烟斗，穿着标准的三件套式西装，站在一辆软顶敞篷汽车前。照片中的柴尔德使人联想起英国迷你剧《故园风雨后》中的塞巴斯蒂安。剧中的塞巴斯蒂安与柴尔德一样，怀抱毛绒玩具熊，同为贵族之后，并且都曾在牛津求学，他们的性格中都有孩子气的一面。
彼时的牛津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学生团体，柴尔德入学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正是在这段时间柴尔德广泛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
在有关柴尔德私生活的描述中，找不到一位与他有亲密关系的异性，柴尔德从未公开恋爱过，终身未婚，没有后代。
P.T.戴维斯是柴尔德在牛津大学女王学院的好友，前者也是费边社的成员。女王学院当时的副学监阿姆斯特朗曾写信向“军情五处”报告有关柴尔德的情况（柴尔德因其共产主义的政治倾向，一直到死前都遭到英国“军情五处”持续且严密的监视），明确提出他对P.T.戴维斯怀有一种“浪漫情愫”，直言柴尔德是受后者的影响才转向反战立场。特里·欧文则将阿姆斯特朗口中的“浪漫情愫”解读为革命友谊，认为P.T.戴维斯的确对柴尔德具有吸引力，但更多是出于彼此志趣相投。阿姆斯特朗对柴尔德的评价并非一个教育工作者对其学生应有的态度，在同一封信中，他还称柴尔德“可能是世界上最丑的人”，有鉴于此，他对柴尔德性取向的揣测亦可能是出于恶意。
柴尔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激进的政治立场，他本人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17年8月从牛津毕业后，柴尔德返回出生地澳大利亚，由于持有非正统的政治观点，他在教育界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致使他转而投身政界。柴尔德短暂的政治生涯因其雇主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约翰·斯托里的骤然离世而宣告终结，保守党上台，柴尔德在伦敦的职位被撤销，这一意外事件却成了柴尔德重回学术界的契机。
1922年，被澳大利亚政府解雇后，柴尔德选择留在伦敦，然而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柴尔德一直没有寻得一个正式职位。柴尔德本想继续留在政界，无奈接连碰壁。彼时大学里的考古学教职又极其稀缺，在接连被多所大学拒绝后，他终于在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谋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这一高薪工作缓解了柴尔德在经济上的窘境，更重要的是，柴尔德出色的表现为他在英国考古学界赢得了声誉。在两年后的1927年，柴尔德获得爱丁堡大学阿伯克龙比考古学教授一职，前往苏格兰就任。这一年柴尔德三十五岁。
1923年11月，还处在失业状态的柴尔德曾写信给他在牛津时的导师约翰·迈尔斯，称自己需要一个职位头衔，以表明他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员”。柴尔德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要剥削谁，而是希望找到一份“有趣的、创造性的、高薪的工作”。在学术和革命间，柴尔德最终选择了前者。爱丁堡大学的教职极大改善了柴尔德的收入水平，借此摆脱了之前在伦敦时近乎赤贫的状态，并充分享受物质带来的美好体验。
在爱丁堡的十九年里，柴尔德个人取得了极大的学术成就，然而就学科建设而言，柴尔德的工作并不那么成功，他从未在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派方面下过什么功夫，但这不代表他对学生不上心，相反，柴尔德对自己的学生非常之好。只是在做学问上，柴尔德更倾向于孤独求索。1946年，柴尔德重新回到英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伦敦，在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十年。
与柴尔德相比，宾福德的影响力基本没有超出学术界，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宾福德从未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与政府的关系也不似柴尔德那般紧张，宾福德所面临的冲突主要来自美国考古学“当权派”的范式之争。
宾福德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他的母亲虽然来自上流社会，但是在宾福德出生时家族已经衰落。由于家境拮据，宾福德自青少年时期起就开始尝试各种工作，以补贴家用。高中毕业后，宾福德凭借体育奖学金进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习野生动物生物学。但他放弃了奖学金，因为打橄榄球会占用他大量的学习时间，这一决定无疑使宾福德的经济状况更加糟糕了。1952年，尚未毕业的宾福德应征入伍，被派往冲绳。根据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政府将资助退役军人接受教育，宾福德很可能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参军的。在冲绳，宾福德充当人类学家的日语翻译，也正是在此期间，宾福德接触了人类学和考古学。
1954年退役后，宾福德进入北卡罗来纳大学，他没有继续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时的专业，而是选择了考古学。为了弥补退伍津贴的不足，宾福德重拾他在高中时的老本行，当起了建筑承包商。在伦敦的最初几年，柴尔德也曾为经济所窘，但糟糕的视力和体格显然不允许他从事体力劳动，他主要靠出卖脑力糊口：给英国自由党议员当兼职秘书、翻译书籍、兼职教课和开零星的讲座。
以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宾福德去了密歇根大学深造。在密歇根，宾福德与其导师之一吉米·格里芬在学术观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格里芬的阻挠，宾福德虽已完成论文，却迟迟未被授予学位。在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宾福德在密歇根大学当了一年的助理教授，后于1961年加入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
在芝加哥的四年，对宾福德而言是意义非凡的。在这里他发表了著名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预告了“新考古学”的到来。彼时宾福德身边聚集了一批对当时主流的考古学范式心存不满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和尝试各种研究途径，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集体向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并将成果结集出版。该团体被称为“芝加哥帮”，很多“帮派成员”日后都成为新考古学派的中坚力量。
在此，我们再次观察到柴尔德和宾福德性格上的迥异。宾福德无疑是一位“克里斯玛”式的人物，虽不擅写作，却拥有引人入胜的演讲风格，对同样质疑传统的学生和普通听众无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相较之下，尽管柴尔德从小在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精通多门古典和现代语言，但不具备出色的演讲才能，他继承了父亲口齿不清的缺陷。对学生而言，柴尔德没有宾福德身上那种“弥赛亚式”的魅力，好在他广博的知识弥补了这一点。
与考古学权威们之间的摩擦，在芝加哥大学持续上演。宾福德坦承与罗伯特·亚当斯和罗伯特·布莱德伍德合不来。与专注于“新大陆”考古研究的宾福德不同，布莱德伍德主要从事近东考古学，后者与柴尔德共享“旧大陆”考古学的某些传统。宾福德曾坦言自己对旧大陆考古怀有学术兴趣，但这一领域在美国历来是富裕阶层的专属领地，需要私人财富的支持，显然宾福德不属于这一阶层。劳伦斯·斯特劳斯在书评中指出，宾福德与布莱德伍德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与前者对既有学术精英阶层的普遍厌恶有关。同样，布莱德伍德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宾福德，并亲手扼杀了后者在芝加哥的职业生涯。
布莱德伍德在当时已经取得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永久教职，资历深厚，拥有对其他考古学家“生杀予夺”的特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初正是布莱德伍德邀请宾福德去的芝加哥，后来，或出于与宾福德观点不同，或出于无法忍受宾福德尖锐性格的缘故，布莱德伍德对宾福德做出了“能力不足”的评价，致使宾福德没能留在芝加哥。
好在此时的宾福德已经顺利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他与格里芬的争端最后以格里芬答应退出答辩委员会告终。1965年离开芝加哥后，宾福德先是在西海岸度过了又一个四年，最终在美国南方找到了适合他学术生长的土壤。
宾福德刚烈的性格在与格里芬、布莱德伍德的交往中已初现端倪，在日后与同行的辩论中，他也保持了这种锋芒毕露的特质，甚至被指控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程度。反观柴尔德，他对传统和权威的反抗采取了更为迂回和戏谑的方式。哪怕当年因个人政治立场受悉尼大学理事会排挤时，柴尔德也仅仅是写了一封暗藏机锋的信作为回应。
在柴尔德和宾福德身上能够找到一系列对比性的标签：柴尔德反战，在“一战”期间参与反征兵运动；宾福德曾在“二战”后的冲绳为美国军队服务，后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资助完成了学业。柴尔德擅长欧洲史前史研究，以综合材料见长；宾福德关心狩猎采集社会，提倡以演绎代替归纳的方法。在个人气质上，柴尔德是属于城市的，是纤细精致的；宾福德更像是他所研究的狩猎采集者，给人粗粝之感。他们一个属于旧大陆，一个属于新世界，犹如考古学界的“绅士与牛仔”，若将二者的经历搬上银幕，其精彩程度定不会亚于印第安纳·琼斯的奇幻人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