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时代的跨区域互动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时?；诹礁鱿喽远懒⒌目脊叛幕芯哂斜曛拘缘娜舾梢糯娴南嗨贫?，来判定两者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这也是考古学文化范式中研究文化变迁的立论基础。
《中国文物报》年内刊发了任瑞波、涂令颖、张小雷《八“异”与三“疑”：关于红山文明与凌家滩文明关系的若干思考》（《中国文物报》2025年3月11日）一文，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思考。该文中作者指出不应仅局限于相同，而相异同样也可说明诸多问题。就以往学界提供的相似性证据中对于玉人的比较，笔者拟进一步抛出问题参与到讨论之中。
我们知道从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最早的玉器，或称之为用玉传统出现在东北地区距今9000年左右的小南山遗址，其代表性玉器是玉玦，特点为都是由一些片状切割的玉料制成，玉器的颜色和器类比较单一，可看作是玉文化的源头。随后东北地区（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辽西）建立的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中，玉器一直是该区域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至于其他使用玉器的地区是独立起源还是由小南山这个重要的起点经过辽西向外扩散，则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所在区域中玉器的起源及有序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至红山文化时期，玉器迎来高峰，出现以玉猪龙为代表的诸多器型，就包括本文预着重探讨的玉质人像。几乎同一时期位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中也有玉质人像，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两者存在互动关系。
从形制外观上比较，红山文化的人像双臂置于胸前，腹部凸起，两腿并拢似蹲坐状，似乎在表现处于孕育状态的人类（孕育或生产？），而凌家滩的玉人突出表现在双手的动作和面部的表情，整体姿势是站立，双腿微屈，似在表现某种仪式（念咒或作法？）。再仔细观察人像中的细节，红山玉人仅在后颈部有一个穿孔，而凌家滩人像的穿孔在身体两侧，显示两者玉人的使用方式或有不同。
两者器物组合出土背景也有差异。正如《若干思考》一文所提及的，基本上凌家滩的玉器是作为随葬品或出现在明确为祭祀性质的单位中，与玉人组合的还有玉龟和玉片板，所表现的信息可能在于三种器物共同使用成为仪式的一部分。红山文化的玉器不仅在墓葬中常见，还见诸于其他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单位，可以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玉器的参与度也比较高。红山文化不同性质的遗址中玉器的显示度也有所差异，这种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或表明两种文化中对于玉器以及玉器组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分属不同功能和使用情境。
再将玉器放置在各自大的文化传统中去考察，两者玉器文化的传统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各有其渊源。红山文化来源于赵宝沟文化，而凌家滩则植根于江淮地区。直接来源自北阴阳营的可能性更大。这么看，玉器的起源有其生态因素和地方文化基础，要作为“显赫物品”出现，尤其是位于区域外的传播与接受并成为本地的文化表现形式等问题仍需单独探讨。
而目前对于红山文化这一人像表现形式的“母题”可以在其区域性文化发展中找到源头。至少从兴隆洼文化开始，对于人像的表现横跨石、陶、玉三种材质，表现主题极为一致。这种渊源放置在广大欧亚草原的高纬度地区有其文化生态基础。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把空间范围扩大会发现，人类至少从3万年左右就开始刻意用物去表现非实用功能，艺术品独立成为一种物质表现，这种行为明显区别于之前数百万年单纯为制作工具打制的石器。如欧洲出现的洞穴壁画，主要以动物群为观察对象，还有用猛犸象牙雕刻的“史前维纳斯”，以夸张的女性身体表现着他们的认知，这些“女神像”体量小可携带，并普遍在史前欧洲流行。那么，从中国史前考古材料出发，东北地区这种人像传统一直从兴隆洼延续至红山并可能持续影响至燕山南北地区。到红山文化时期发展为以女神形象、积石冢、祭坛为代表的强烈“巫觋”传统。而从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带外延，至少在欧亚大陆的西亚和中国，两区域在农业起源及定居生活的演进中虽有不同，如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先决条件（如中国），还是不必有陶器就进入“前陶”新石器时代（如西亚）。但整体的文明进程却表现得十分相似，都是在农业定居后发展出早期城市和早期国家等复杂社会。某种程度上在艺术的表现上看共性也很大，最初都是先集中出现女性形象的陶塑，都有类似于夸张的形体，在艺术表现上都有动物形象的参与。无论是单独的动物形象还是人和动物的“组合”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甚至在金属时代，其金器、青铜器上的纹饰仍以这些纹样为重要表现形式。
因此，笔者认为当我们关注到史前考古遗存中带有可识别的人或动物形象图像的器物时，不妨先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或人类艺术发展规律的视角去看待，再基于两者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提出是否传播的结果就需要谨慎。比如，人类一直追求在陶器、青铜、纸质基质上的二维空间下表现三维和立体，因此只能将所想要塑造的形象做所谓“平面化”处理。以鸟形象为例，当依托的基质是一个平面的，比如陶器和玉器上，自然鸟头就需要看向左侧或右侧，翅膀就被表现为横向铺开状，否则无法完整地将之形象表达出来。只有在依靠陶土做成陶制品雕塑时才能表现为三维，或至青铜时代我们才看到了更为逼真的金属鸟类形象。古人在不同技术条件下所设计的图像表达，需要根据不同的基质（或称之为材质）和制作技术有所调整。那么也就不能说所有地区的相同构图、设计出的鸟类形象都是由一个原初的点发生并扩散的。我们看与欧亚大陆无法直接交流的美洲文明中的人和动物形象，甚至是玉器同样也能找到极为相似的表现形式。由此笔者认为红山与凌家滩人在通过玉器这一介质表现人像时不需要相见或沟通就能设计出大同小异的作品。同时，红山文化其他玉质器物表现的猫头鹰（绿松石质）、熊、猴，凌家滩文化的鸟（可能是鹰、秃鹫）和双头猪的组合、龟等均是两地古代先民依据对当地动物形象的观察制作的，这些动物形象在两地文化传统中可能代表着不同属性和认识，其器物组合和使用情境也可能不尽相同。当然，对于最为相似的玉猪龙笔者暂倾向于认为可能是两者交互的结果。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不是为了否认两者的联系，而是探讨两者在何种层面上，何种形式上的相似性是基于交互得来的。至于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交互，背后的发生机制问题，可能在考古材料层面难以识别，还需要通过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诚如《若干思考》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需要人类学、民族学中探讨物质文明交换的理论与案例研究来提取和支撑论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