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巴伐利亚青铜和铁器时代的婴幼儿墓葬中，发现了一类奇特的带流“勺形”陶器（图1：1-2）。研究者通过残留物分析，发现此类器物上残留有反刍动物奶的脂肪酸等成分，从而科学地证实它们是用于哺育幼儿的“奶瓶”。该研究不仅确认了特定器物的功能，也为我们审视其他时空范围内形态相似的遗物提供了新的思路。事实上，在此研究之前，学界已推测德国更早期的线纹陶文化中出土的类似陶器可能也具有喂养功能（图1：3-5），只是受限于年代久远和器型开口较小，提取有机残留物难度较大而没有进行科技手段验证。
由此，笔者联想到在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一类小型带流“石杯”：二者在形态特征上具有相似性，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的功能也具有某种共通性？在没有残留物分析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本文试图通过器形观察结合使用情境等手段，来对此类“石杯”功能进行探讨，并提出一种可能性：它或许与巴伐利亚所见之“奶瓶”具有相似功能，并且在早期动物驯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什么也是“奶瓶”？
白音长汗遗址地处内蒙古东南部，坐落于西拉木伦河北约2公里的一列山岗顶部及东侧缓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揭示出该遗址是一处以兴隆洼文化为主体，同时包含赵宝沟、红山及小河沿文化遗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群，文化内涵丰富且延续时间较长。
在属于兴隆洼文化晚期的二期乙类遗存中，共出土了四件（一件完整器、一件半成品、两件残器）形制特殊的小型“石杯”（图2：1-4）。从外观形制来看，这类器物在圆柱状杯身外侧附有一精心加工、向上翘起的小槽，形态与后世酒器爵的“流”相似，说明其应具备倾倒液体的功能。
完整器（图2：2，AF43③：11）整体高约12.6厘米，杯体高约8厘米，底径约4.8至5.2厘米。根据线图判断，其内部呈圆锥体，估算其有效容积介于43至129毫升之间，属于小容量容器。半成品器物（图2：1，BF44①：1），内部仅琢出浅凹，外壁未磨光，体积更小，若制作完成，其容量将更为有限。其余两件残器（图2：3、4）的尺寸亦未超过完整器。因此，可以判断此类器物是用于盛装少量液体的器皿。
从形态功能来看，此类器物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向上翘起的“流”，其主要功能是在倾倒液体时控制液体流速和方向；二是其盛放小容量的液体，而此类液体很可能是稀少的或需控制用量。白音长汗遗址二期所属的兴隆洼文化晚期，人们主要从事狩猎采集经济，过着半定居式生活。结合这种生产、生活背景，符合上述特征的液体，可能有酒（或发酵饮料）、药液（或植物汁液）和奶等。
首先，该器物作为酒器的可能性较低。此阶段虽然出现了少量粟作生产，以及狩猎采集到的野果等均可作为酿酒原料，但所酿酒度数较低，不大可能出现工艺复杂的高度酒，因此也无需如此复杂且小型的专用饮器。其次，作为药液容器的可能性亦存疑。因病施药具有偶然性与特殊性，很难想象先民会为这种非日常行为，专门设计并耗费工时制作一类形制固定的石器。
排除了上述可能性后，将此类器物视为一种喂食器（或“奶瓶”），在逻辑上便显得更为顺畅。上文提到，在早期线纹陶文化以及巴伐利亚地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奶瓶”，与白音长汗二期“石杯”在形制上展现出某些相似特征：均设有容积不大的液体储存容器，并都带有上翘的“流”，以方便倾倒。尽管这些器皿与白音长汗二期遗址所出土的“石杯”在时代、地域及文化属性上均不相同，但它们在主要特征上的高度相似，意味着其功能可能存在共通性。
材质与功能：动物喂食器的推测
尽管，白音长汗“石杯”与欧洲的“史前奶瓶”特征相似、功能趋同，但二者材质不同。于是引出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在已经掌握成熟制陶技术的背景下，白音长汗二期的先民为何要舍弃易加工的陶土转而选择耗时费力的方式，通过琢、磨等来制作石质喂食器？
笔者认为，材质不同是判断该器物使用情境的关键。虽然从其器型推测其很可能是用于喂奶的喂食器。但是在兴隆洼文化与巴伐利亚青铜、铁器时代所不同的是，遗址中除了狗之外尚未出现其他被驯化的动物，因此，该器物不大会是使用动物奶来哺育婴儿的喂食器。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其最合理的使用情景是使用人类乳汁来哺育动物幼崽。
与易碎的陶器相比，石质器皿具有耐磨、耐磕碰、耐啃咬，且渗水率更低的优点。这些特性，恰好与喂养动物幼崽这一场景高度契合。兴隆洼文化之时，先民们已经开始了对动物驯化的尝试。其中，查海遗址出现了大量猪骨，且死亡年龄集中在成年，发掘报告认为其已经开始了驯养猪的尝试。而在白音长汗遗址，发现野生动物骨骼最多的是鹿科（包括马鹿、斑鹿、狍），其次是野猪，而此种石质喂食器的出现，很可能说明白音长汗二期的先民也开始进行鹿科、野猪等哺乳类动物的驯化过程。先民在狩猎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捕获到活的幼崽，为了获得更多肉食资源而尝试对其进行饲养，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便成为顺理成章的行为。
用石质器皿喂养动物幼崽，其优势显而易见：坚固耐用，可承受幼崽的抓咬和碰撞，使用寿命长。此外，当时尚无其他可提供奶源的动物被驯化，哺育幼小的野生动物，唯一的选择便是人类乳汁，而又由于人乳珍贵，石质器皿具有低渗水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浪费。
只不过，对鹿科动物的驯化是一个极其困难且注定失败的过程。由于鹿很难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繁殖，直至近代才探索出完全人工养殖技术。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兴隆洼文化先民进行驯化实验的可贵性。白音长汗的石质喂食器，或许正是这一探索阶段的珍贵物证。相比之下，同属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已出土了相当数量且年龄结构具有初步驯化特征的猪骨，这或许表明该文化人群在野猪驯养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功。两者共同勾勒出一幅从积极探索到部分成功的早期动物驯化图景。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白音长汗遗址带流“石杯”的形态分析与功能推演，并结合其生业经济背景，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欧洲“奶瓶”使用情境的解释。我们认为，该“石杯”很可能是在早期动物驯化探索中，用于喂养被捕获哺乳动物幼崽的专用喂食器。石质的选择，是基于喂养对象（动物幼崽）的特性而做出的实用主义决策，旨在满足坚固、耐用的现实需求。
本文的论述主要建立在器物比较与逻辑推演的基础上。其最终证实，仍有赖于未来多学科合作的科技考古工作。例如，若能运用微痕分析技术，观察已经被使用过的“石杯”的“流”部是否存在动物牙齿留下的划痕与磨痕，或通过残留物分析手段提取相关残余，都将验证该假说是否成立。最后，希望本文的思考能抛砖引玉，为相关器物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一般专项科研计划项目（24JK0689）、西藏民族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20257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