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的发现至今已逾百年，百余年来红山文化考古工作在持续推进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材料积累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晚期阶段墓葬材料丰富而早、中期阶段居址材料匮乏，这种不平衡性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研究整体走向深入的制约因素。可喜的是，2009年至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要收获。经过多年的潜心整理之后，学界翘首以盼的魏家窝铺遗址发掘报告于2025年3月正式出版，使得诸多过去限于材料而无法深究的问题获得了解决的契机。在此，笔者以该遗址红山文化早期单位包含的其他文化因素为切入点，探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距今6500～6000年）与同时期相关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以求更为全面地把握红山文化的谱系构成情况。
南向与后冈一期文化的联系
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与其联系最密切、接触最频繁的当属活跃于华北平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这是在魏家窝铺遗址发掘之前学界就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魏家窝铺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上述两支考古学文化关系的认识，极具后冈一期文化特征的圜底釜在辽西地区集中出土，使人们惊叹于后冈一期文化北上影响力度之大。早在该遗址发掘之初，段天璟等学者已明确地认识到，此处所见圜底釜、三足钵形鼎、双耳鼓腹罐及红顶钵等都具有后冈一期文化的特征。循太行山与燕山北上的后冈一期文化不但向红山文化输入了诸多特点鲜明的陶器类型，甚至还呈现出了许多与红山文化交融的现象。这说明二者之间的交流并非仅是一般所认为的传入与接收的浅层状态，而是已进入到相互认同、彼此融合的深层水平，从而真正地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状态。
需要补充的是，魏家窝铺遗址中所见后冈一期文化因素不止上述几种。例如，魏家窝铺遗址与河北邯郸市石北口遗址出土泥质敛口深腹盆的形制几乎完全相同（图1：1、4）。魏家窝铺遗址还发现有目前红山文化遗址中仅见的一件圈足罐，上半部饰凹弦纹带，下半部饰指甲形纹（图1：2），形态特征及纹饰组合与石北口遗址H16:15（图1：3）相似。后者虽然底部残缺，但石北口遗址H31出土的类似器物下接圈足。据此推断，红山文化的圈足罐也应是受后冈一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后冈一期文化对于红山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日用陶器之上，还表现在房址结构等方面。辽西地区年代较早的兴隆洼文化及赵宝沟文化均无灶前挖建狭长火道的传统，至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灶与火道的组合一跃成为主流，这种复杂的室内设施当是后冈一期文化的舶来品。可见，后冈一期文化对于红山文化的影响不仅是生活用具，甚至还包括生活方式。至红山文化中期阶段，以釜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陶器因素几乎集体消失，但灶与火道的组合形式则依然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而沿用下来。然而到了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所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延续时间长达千年的长条形火道至此终结，本土传统最终完成了回归。事实上，有无火道可能暗示着房屋内部结构存在差异。灶与火道之上是否存在控制通风与过火的附属设施？这应作为今后田野工作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西南向与半坡文化的交往
或许是由于空间位置相距较远的原因，红山文化早期与后冈一期文化的联系远较与同时期陕晋豫地区半坡文化紧密。诚如乔梁所言，红山文化中红顶钵、带钮缸及宽带纹等被视作半坡文化影响的因素，实际上多属于半坡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共同拥有的一些特征。正因如此，有关红山文化与半坡文化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实际上，许多红山文化早期遗址都发现有陶瓮，但由于多不完整，所以这类器物的来源问题也未能引起太多的关注。魏家窝铺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完整的陶瓮，它们的出土使学界认识到，红山文化深腹敛口瓮应是由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传入的。毕竟后冈一期文化中基本不见此类器物的踪影，但陶瓮是在半坡文化的哪个阶段输入辽西地区的却无人论及。
魏家窝铺遗址F64和F69均包含两种形态的瓮，一种唇外叠（图1：5），另一种唇不外叠（图1：6）。我们注意到，第二种陶瓮的整体造型与山西省临汾市北橄遗址H34:49（图1：7）极为相似，与之共存的还有半坡文化最具特点的杯形口尖底瓶（图1：8）。戴向明指出，以H34为代表的北橄遗址第一期遗存是关中半坡文化流入晋南等地之后形成的一种地方变体，年代应在半坡文化中期范围内。至少就魏家窝铺遗址而言，这里发现的陶瓮应是在半坡文化中期阶段主要由晋南地区传播而来的，至于具体的路径，限于当前材料的积累水平我们还无法准确地勾勒出来。
西向与鲁家坡一期遗存的接触
鲁家坡一期遗存是河套地区仰韶时代早期兼具半坡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双重特质、同时具有一定自身特色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近来有研究者注意到，鲁家坡一期遗存的个别陶器与红山文化中期陶器相似，据此推断鲁家坡一期遗存在半坡文化的驱赶之下可能部分地融入了红山文化之中，这种认识颇具启发意义。
魏家窝铺遗址发掘报告的刊布使我们意识到，鲁家坡一期遗存与红山文化的接触其实早在后者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以内蒙古鄂尔多斯鲁家坡遗址F5出土陶器为例，其中的一件敛口圆肩盆（图1：12）造型与魏家窝铺遗址出土陶盆（图1：9）造型相仿，区别在于前者施绳纹而后者素面。鲁家坡遗址F5出土的敛口折腹罐上腹施弦纹带，中部安小钮（图1：11），整体风格与魏家窝铺遗址出土同类陶器（图1：10）几乎完全相同。鲁家坡一期遗存应是沿阴山南麓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向东挺进的，数百年后，处于晚期的红山文化反其道而行之，向河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庙子沟文化施加了文化影响。这条文化通道正是之后长城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史前时期区域间文化互动以及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南向与后洼下层文化的交流
后洼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辽东半岛东南沿海一带，王月前的研究表明，后洼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处于距今6500～6000年，与红山文化早期年代相当。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尽管这两支考古学文化同处于东北文化区内，但除造型简单的筒形罐外，二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共性则并不多，以至于很少有人对它们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令人欣喜的是，魏家窝铺遗址材料的公布为我们重新认识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条件。
辽宁东港后洼遗址曾发现一件陶埙，顶部为较小的吹孔，肩部有一较大的音孔（图1：15）。这是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吹奏乐器，稍显遗憾的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再未见到同类器物。魏家窝铺遗址陶埙（图1：14）的出土既为东北新石器时代音乐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又为考察红山文化与后洼下层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不难发现上述两件陶埙的共性特征十分明显，只是它们之间的传播影响方向目前还无法准确判明。此外，辽宁大连北吴屯遗址下层出土的一件陶片所饰绞索状纹（图1：13）与魏家窝铺遗址F64出土陶瓮（图1：16）纹饰相同。此类纹饰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晚期筒形罐上就已经出现了，之后为赵宝沟文化的陶钵所延续，最终被红山文化所继承，可谓一脉相承、源流清晰。由此来看，后洼下层文化的绞索纹应是红山文化输入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北吴屯遗址下层发现有中国东北地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无底筒形陶器，红山文化的此类陶器则出现于中期阶段，所以不排除红山文化筒形器的出现与后洼下层文化存在关联的可能。
东北向与左家山下层文化的互动
左家山下层文化集中分布于西流松花江流域，与红山文化占据的辽西地区隔东北平原相望。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延续时间长达一千余年，与红山文化存在很长的并行发展阶段。在谈及左家山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问题时，大家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二者玉龙的内在联系上。除此之外，陶器也是洞悉两文化互动情况的关键着眼点。
吉林长春元宝沟遗址H5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中的一件红顶钵（图1：20）显然不是当地土著因素，这类带有显著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特点的器类无疑是辽西区文化向东北腹地渗透的结果。魏家窝铺遗址中即见有许多红顶钵标本（图1：17），只是报告所公布的线图未对“红顶”予以明确表示。元宝沟遗址H5出土动物骨骼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6140±175年（经树轮校正），同样证明该单位相当于红山文化早期。上述两处遗址出土陶器还互见复线构成的连续折带纹（图1：18、19），早于红山文化的赵宝沟文化不见此类纹饰，长春市左家山遗址T11第③层中也发现了连续折带纹筒形罐，与之共存的一件陶片饰刻划几何纹内填之字纹，带有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时代风格。左家山遗址T11第③层所见情况说明，西流松花江流域复线连续折带纹的出现年代很可能早于辽西地区?；谎灾?，红山文化在向左家山下层文化输出影响的同时，后者也将自身因素回馈到前者之中，彼此之间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双向式交流。
总之，从魏家窝铺遗址出土材料来看，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周邻多个文化区的文化因素几乎同时汇聚到辽西地区，呈现出一种八方辐辏之势。使得红山文化一经出现便形成了多元的文化谱系结构，多方因素的注入极大地提高了红山文化的发展活力，并在此过程中增进了与相关文化区的互通与联系。毋庸置疑，红山文化能够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与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胸怀密切相关。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东北地区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 25CKG008）和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2024-2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