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是中国考古学上第一个被明确认定的、已经进入文明的上古国家。这对于中华文明的研究具有何种意义？自然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谎灾?，在中国考古新百年的历史起点上，应该怎样估计牛河梁？文明的视野究竟与以往有何不同？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进一步讨论的原则。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的巨著《形而上学》中提出第一性原理：每个系统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删除。也就是说，每个领域或每个系统中都存在一个本质上正确、无需证明的最底层的真理。这是通过回归事物本质、剥离非核心因素进行逻辑推导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从最基础的真理或假设出发，而非依赖已有的经验或类比推理，从而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上古国家的底层逻辑就是按地域管理居民的权力。因为，“国家是文明的高度概括”，是文明的实体。国家有两个特征：一是“按地域划分国民”，二是“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所以，从制度认识国家，了解文明才顺理成章，绝不是相反。中国考古学就是从文化遗存中发掘制度建设的线索，探索公共权力发育的状况，寻找社会治理的策略痕迹。破除对遗存结构的分析流于形式，对考古单位的研究浅尝辄止的倾向，自觉地将拆解重构的研究进行到底，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实现原始创新的突破。而过去的研究存在着三个明显的估计不足：一是对牛河梁主导文明整合的力度；二是对牛河梁文化重组的影响范围；三是对牛河梁引发文化格局新变化。
牛河梁崛起大凌河
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古文化的辽西区不同于现在的行政区划的辽西，它的范围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至海河，东部边缘不及辽河，西部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古代王城蔚县一带，已接近该区域的西部边缘?！庖坏厍怨乓岳淳褪且伺┮四恋厍?，既是农牧分界区，又是农牧交错地带。”（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
自距今8000多年以来，这里文化与族群的交流互动格外明显，碰撞整合频繁发生。老哈河流域与大凌河彼此为邻，但文化面貌尚有区别。前者之字纹发达，彩陶相对较少，后者恰恰相反，是彩陶发达，之字纹相对减少。两种生活方式及其习俗传统为古国的诞生创造出有利的环境。可是，这种相对平衡的生活原本维持上千年的时光，为什么突然在牛河梁时期发生彻底的改变？牛河梁遗址的“三件宝”给出答案。一是青白玉，二是积石冢，三是人群构成。
牛河梁遗址有两种质料的玉器体系。其一是青白玉，其二是岫岩玉。前者和积石墓最早出现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距今9000多年，是三江平原富有特色的文化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吉林白城双塔、后套木噶、左家山、兴隆洼、查海等地崭露头角，形成了“南北互动廊道”。距今6000年前，他们在牛河梁完成了对辽河流域的文明整合，其鲜明的标志就是彩陶瑞玉两套礼制的共生，兴隆洼、赵宝沟等一批经典遗址的发现，都可以为此认识做证，黑龙江流域狩猎族群的加入，辽河流域半农半牧族群错居杂处的态势就更加复杂了。辽宁朝阳半拉山遗址出土的高鼻深目石人头像和遗传学的研究共同证明这一认识绝非空穴来风。
长久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东北亚的森林文明（过去称渔猎文明）与中国北方的农业社会之间，大规模的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始于青铜时代牧业与冶金技术的兴起。一项发表于《科学通报》（Science Bulletin）2025年11月7日的研究（由吉林大学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的国际合作研究），通过古DNA技术分析42例古代人类基因组，揭示出早在77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地区与中国北方的燕山地区之间，就已存在一条远距离的“南北互动廊道”，而文化传播通道的路径之一就是三江平原，质变的节点就在辽河流域的牛河梁。正所谓玉珏出兴安，来到辽河边，王封积石冢，鹰扬凌家滩。
牛河梁古国脱颖而出，在上古时代影响极其深远。她既是黑龙江流域与辽河流域文明整合的成果，又吹响了上古文明互动整合的号角。所谓的文明整合是将不同的经济类型凝聚在牛河梁古国土地上，而非剥夺与消灭，主题仍是建设与发展，使用玉礼的上层集团是狩猎族群，他们因整合也实现了自身的跨越。所以，牛河梁古国也可视为黑龙江流域文明在辽河的延伸。他们为辽河流域带来青白玉和积石墓等新鲜的文化成分，为古国的地缘注入了白山黑水的血液。显然，牛河梁古国是狩猎族群主导的多个族群联盟共同体的胜利。
牛河梁贡献出中国古代帝王才有的陵寝制度，族群分类治理制度，祭天配祖的慎终追远制度，天圆地方的祭坛制度。创立这些制度需要两个硬件：一是多种经济类型的长期交流，二是多个族群错居杂处的人口结构。如此，方能满足“国家是按地域划分国民”这个先决条件。这就是“满天星斗话起源，结合部处最耀眼”的真谛。
牛河梁舞动凌家滩
中国上古时代的玉器，从距今9000年的黑龙江小南山到距今8000年的内蒙古兴隆洼，再到距今5800年的辽宁牛河梁，后经安徽凌家滩去浙江良渚的南传路线，早已不是新鲜课题，可是，从文明整合的角度加以研究，却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启发。
几年前，笔者曾指出：“在古代东方世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系统中，牛河梁玉鹰南飞不久，1500公里以外安徽凌家滩的‘猪翼鹰’便躁动不安，展翅欲飞?！保ú饭ぁ抖ゼ赌乖嵩丛读鞒ぁ?，中国文物报2022年3月25）。那时候，这种认识可能还被一些研究者调侃?？墒墙裉?，由于内蒙古赤峰元宝山红山积石墓与河北张家口宣化郑家沟遗址的发掘，考古学研究的预见性得到充分证明，牛河梁古国挥师南下，文明整合势头已抵近长江下游地区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加之，元宝山与凌家滩均有介字形头饰，且形制基本相同。这无疑坐实了“猪翼鹰”与牛河梁玉鹰鲜为人知的互动关系。
为什么凌家滩能够与远在天边的牛河梁古国发生交集？这就必须了解凌家滩处在怎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弄懂文明整合的理论意义所在。凌家滩的玉器名满天下，可是其社会发展阶段却扑朔迷离，几乎没有研究提及。从制度的层面分析，凌家滩的祭祀制度和埋葬制度非常成熟。一方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格局业已形成；另一方面，在村落公共墓地中族群首领依然与其他成员为伍，这些墓葬集中在祭坛周围，南北成排，东西大体成行，与牛河梁王者独尊的陵寝制度形成鲜明差别，显示出上古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着不同的类型，或称文明类型。
凌家滩有五座墓葬出土玉器格外抢眼。一是87M1和98M29各出玉人3件。且玉人手臂上均刻有佩戴玉镯的痕迹。饶有趣味的是，87M1的3件玉人，手镯数量分别是5、6（左5右6）、7，98M29玉人手镯的数量分别是6、7、8，“猪翼鹰”恰好出于此墓。玉人连续发展的环节是通过数字体现的，后者的级别稍高于前者。二是87M4以大量别致的玉石器广为学术界关注。此墓“口面中部略南位置平放一件巨型石钺，石钺4.25公斤”，出土玉版、玉龟、人头形饰、玉璜、玉钺均为学术界刮目相看，加上各类石器，数量达145件，是该墓地出土器物最丰富、中轴线南端最大的墓葬。三是87M15出土极富特色的介字形头饰。四是98M16出土龙形饰件。就墓葬的具体位置而言，98M29和98M16左右分开，87M1和87M15在其正北，这几座出土与军事制度相关器物的墓葬，呈品字形分布，恰好将南排中轴线上的最大墓葬87M4围在中间，这自然更加突出了大墓的显赫地位。
凌家滩的两组玉人均是特殊三件套，由三件列器组成（拥有发展演变关系的器物）。是上古军功序列的标志，与安徽潜山薛家岗的多孔石刀、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多节高体玉琮性质相同，都是上古军功制度的产物（卜工《上古制度》，科学出版社，2025年12月）。江苏武进寺墩M3出土33件玉琮，有6件矮体玉琮与27件高体玉琮共生。后者的节数有3、5、6、7、8、9、11、12、13、15，加上成都金沙博物馆的4、10节玉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7节玉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19节玉琮，其完整序列理应是20个级别。倘若，以一节代表五人，那么，20节就是百夫长的级别。这不禁让人想到秦汉时期的20级军功爵位制度，每晋升一级爵位，享受的待遇都有很大的变化。从规模上看，凌家滩98M29拥有的兵力仅仅为40人，按套件制度的逻辑属于三等基层单位。
87M4大量的仪仗类道具和祭祀占卜工具，足证其身份非巫即觋，是祀权或神权的代表。从随葬器物与墓葬位置分析，此墓是整个墓地前排的中心，故可断言其身份地位最高?！肮笫略陟胗肴帧保肱旁谌智?。由此可知，当时的祭祀与军事是分开管理的，神权掌握在巫觋的手中，军权掌握在军事首领（巴塞勒斯）的手中，统领祀权与军权的至尊王者尚未诞生。但是，介字形头饰与“猪翼鹰”均可证明，牛河梁与凌家滩的关系颇有军事的意味。牛河梁以国家名义长驱直入，绝非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而是扎扎实实地按下了文明整合的启动键，不是结束，而是序章，一个由北而南，波次推进的文明整合周期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
而凌家滩的历史阶段，大概属于《周易·系辞下》说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圣王时代。包括后来良渚文化的巫觋集团都在服饰方面颇有造诣。显然，长江流域的神权势力比黄河及其以北地区更为浓郁。而凌家滩墓葬映射出这里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就是“巫王合一”。中国古礼有傩礼和萨满两大系统、多个类型，长江流域正是傩礼的故乡。不同的古礼类型造就不同的文明类型，而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整合就是古礼制度的深度整合。
在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牛河梁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古国文明的圣地。叠层大殿的无比壮观也好，陵寝制度的哀容备至也好，不仅有着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更有触碰心灵的震撼力。牛河梁舞动凌家滩的案例昭示出新兴的王权制度咄咄逼人，活力四射，其影响力与三代王朝相比毫不逊色，完全可以用惊世骇俗形容。
牛河梁催生新格局
距今5800年前辽河流域崛起牛河梁古国，对中国上古时代国家化进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颠覆性和重塑性意义。此后的数百年间，黄河与长江流域出现的文化新格局就是其影响力长期延宕的结果。
牛河梁古国对上古文化格局的影响大致分直接与间接两个层次。西进的直接影响：大凌河、卢龙道和辽西走廊为牛河梁古国的南下和西进提供了便捷。尤其是其进入燕山以南地区，向西就是草原道，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类型就乘势而起，其陶器纹饰上明显洋溢着牛河梁古国的气息，再向西便是晋陕高原地区。这里原本是仰韶晚期居民的栖息地，但却不得不向更西、更南的方向发展，为此地龙山时代的觉醒注入新的活力。其间接影响是迫使关中仰韶晚期喇叭口尖底瓶代表的遗存向西和向南迁移，距今5000年后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新因素和新线索，大概就是这个因素所致。
南下的直接影响：是牛河梁古国与安徽凌家滩在军事制度方面的联系；间接的影响是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恐慌，迫使部分良渚文化居民背井离乡离家出走，与江西赣江流域土著文化重组后进入岭南地区。促成了岭南地区东西两区分庭抗礼的态势。东区以北江为轴心，西区以西江为重心。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也迅速崛起天门石家河文化，这些巨大的变化，恰恰都集中在牛河梁舞动凌家滩的大时段以后，故可断言，其动因就来自牛河梁的文明整合。
综上所述，牛河梁古国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地位非常特殊。称其为中华文明的领头羊，文明整合的排头兵恰如其分，实至名归。现在看来，“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实际上因河流的不同而存在着类型的区别，其古礼体系、思想体系、遗产体系、习俗传统均有不同的源头。而没有南北碰撞的动态催化，缺少互动整合的长期磨合，“满天星斗”怎能变为“多元一体”？牛河梁恰好为此提供了可资比较的要素。
这第一要素就是明确流域文明的概念。中国版图上有黑龙江、辽河、黄河、长江、珠江五大河流，由北而南垂直分布，将中华大地分隔成五大区域。在距今万年前后，这些区域的考古遗存几乎是同时启动以制度为特色的互动整合，表现形式就是围绕着大江大河律动、跳动和互动。宛若不同的音符在五线谱上跳舞，满天星斗的上古文明，由此进入互动整合的运动周期。经过万年的磨合，秦汉以后才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需要指出，文明整合的阶段性成果因流域不同而有差别，由北而南的渐进过程非常清晰，其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期性、互动性、周期性、规律性在五线图谱的大格局中绽放着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
现在，该回到第一性原理了。中国考古对此并不陌生，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实践，就是摸索如何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精神在中国的土地上贯彻到底。因此，才有透物见人、格物见制的中国式研究思路。据此，上古的国家不仅有阶段划分的可能，还有进一步区别类型的必要。而牛河梁古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属于“王者独尊”的类型，与凌家滩的“巫王结构”截然不同，或许，在长江以南的某地区还有“巫术王国”的存在。由此可见，牛河梁古国的王权模式是主导文明整合之关键，且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的王权政治，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因而不愧为中华文明的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