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1994年张忠培将这次成果命名为“西阴文化”。
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1955年尹达将这次成果命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以西辽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为中心，即辽西地区。1986年苏秉琦指出，辽西地区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西阴文化是红山文明化进程的助推器。
西阴文化起源于晋西南地区，与流经甘肃、陕西的渭水流域半坡文化晚期即史家期共时的山西翼城北橄遗址一、二期为代表的遗存，被认为是西阴文化的前身。该遗存与红山文化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两种文化交流交往过程及意义究竟如何并未有过深究。
西阴文化中期以后迅速向周围地区扩张，一路向北经由尧都区桃园、高堆等遗址后，进入到晋中地区，在该地区的方山峪口，离石吉家村、马茂庄、德岗，柳林的杨家坪，太原镇城村，娄烦的童子崖、西街、庙湾、史家曲，汾阳的杏花村、段家庄、峪道河等遗址都见有西阴文化遗存，且显示出逐渐增加的趋势。其遗存中段家庄H3:15、杨家坪F1:3尖底瓶口沿与西阴遗址H39:33以及小赵M3、M4尖底瓶口特征接近；杏花村H262:14小口尖底瓶口沿与福临堡遗址H37:8特征接近；杨家坪宽沿盆F1:6的造型与西阴遗址同类器H39:20接近；段家庄鼓腹罐H3:18与西阴遗址H203:46造型相近。说明晋中西阴文化遗存年代为该文化中晚期。根据对西阴文化留在晋中和晋北的遗存可知，该文化一路驱赶晋中晋北以娄烦童子崖、祁县梁村遗址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居民，到达大同。马家小村遗址发现的聚落就是他们留下的遗址，其中的F1更见到有西阴文化极具特色的五边形房址。同时大同的遗存还显示，他们遭到了后冈一期文化后裔们的顽强抵制，以马家小村遗址的发现为例，其陶器中较多的后冈一期文化因素得以保留，如F1:1“四系”瓮、F3:10后冈式瓶口的小口尖底瓶、F3:5桥形耳大口罐、F2:2泥质桥形耳敛口罐、多为褐色彩陶等，仅有F2:5的小口尖底瓶口部为双唇口，且没有西阴文化常见的陶釜、陶灶和典型的彩陶盆、钵等。于是西阴文化北上的步伐于此停脚，转而顺桑干河进入张家口，留下我们在冀北看到的以蔚县三关遗址为代表的西阴文化遗存。该遗址的西阴文化遗存面貌，再一次显示了西阴文化在该区域对本地区后冈一期文化的替代过程。三关遗址的西阴文化陶器彩陶施白衣者极为少见。以黑彩为主，或兼用黑赭或黑红两色。图案大多为典型玫瑰花图案，不见动物图案。器型有钵、盆、瓮、瓶、壶和罐等。在三关遗址共发现6座房子，房屋形制基本相同，皆为坐北朝南、平面呈“扇面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即五边形房址的另一种表述。从报告发表的西阴器物看，三关的小口尖底瓶79YSGF3:7和葫芦口平底瓶79YSGF3:6，与夏县西阴村H39和Y1出土的同类器造型特征完全一致，说明其年代至少已经到了西阴文化的中期晚段。综合彩陶图案和伴出遗物，以及西阴文化典型的五边形房子的发现，都说明西阴人从晋北来到了这里，并最终取代了当地的后冈一期文化。尽管如此，三关遗址的西阴文化器物群中，和马家小村的情形相似，我们仍能看到存在有后冈一期文化器物风格的陶器，如三关F4:1陶壶，说明西阴文化居民作为外来人，吸收了当地的少量后冈一期文化因素，或者说预示着后冈一期文化的抵抗或残余影响还是不可小觑的。所以张家口一线应是西阴文化东北向扩张的边缘，西阴文化实则始终未能直接进入辽西腹地，这与风靡整个中国北方的西阴文化玫瑰花纹彩陶在红山文化中几近没有体现的事实是一致的。
但无论如何，西阴文化是一支对红山文明化进程起过不可替代重要意义的考古学文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以花卉、鸟纹彩陶迅速向外扩散为最重要特征的西阴文化，自其形成之日起即表现出这一新生共同体强劲的张力。其对周边四方考古学文化势不可挡的驱赶式扩张，改变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起自距今约6400年以来已然形成的文化格局，更是促进了红山文化自身及相关人群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最终促成了红山古国的形成。
首先，西阴文化的北上一路驱赶着后冈和半坡系居民退缩，带来了辽西地区文化及族群的一次次碰撞，导致后冈系文化逐步丧失其在中国北方西自鄂尔多斯，东到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最终彻底结束了失去强大后方的辽西后冈移民在红山文化中的强势地位；促成了半坡文化因素从通过内蒙古中南部的后冈移民传入红山文化区域，到半坡文化后裔内蒙古清水河县白泥窑子文化与红山文化的直接接触，甚至直接进入辽西。导致红山文化中各族群出现寻求新的共处模式的需求，以及为包括以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乡的白斯朗营子遗址为代表的小河沿文化在内的辽西土著文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在红山文化第三期牛河梁遗址陶器组合中，比较多地看到了形制上明确源自半坡文化的大口弦纹罐、折沿浅腹罐、折沿圜底钵等器型以及对角三角纹彩陶纹饰的存在，如大口罐N1H3:2厚唇、直口、圆肩，整体造型与内蒙古准格尔旗鲁家坡F5:1、陕西临潼姜寨T66W90:1一致，差异仅表现在纹饰上；折沿浅腹罐N2Z4H1:7和N2Z4BD:94侈口，折沿，体较扁，下腹外侈后圆收，二器整体造型与官地F13:4和半坡报告图九〇·4相似。折沿圜底钵N1J1A:18宽折沿，圆弧腹微鼓，浅腹，圜底；N1H1:12宽折沿，上腹较直，下腹弧收，浅腹，底残。二器与半坡文化卷沿圜底钵整体造型接近。如陕西陇县原子头H100:3卷沿外侈，浅腹，上腹部圆弧腹微鼓，下腹弧收呈圜底。小口瓮N1H3:1短直领微外侈，圆肩，最大腹径在上腹部，下腹部装有对称二器耳，小底。与半坡报告图一〇六·3相似，后者短领，圆唇外斜，圆肩，最大径在上腹部，下腹部设对称双耳，小底，通体绳纹。红山文化三期以牛河梁N1J3:7为代表的对角三角纹彩陶纹饰与东庄村H104:11也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前者为四个直角三角形成一条由数组三角形组成的带状纹，后者为数组叠加遍施于器表。同时，甘肃秦安大地湾F1:2、陕西蓝田泄湖M13:1、扶风案板H31:16、内蒙古凉城岱海王墓山坡下ⅠH1:2的彩陶散化鱼纹都具备向红山文化第二期晚段短叉、长叉、勾叉纹和第四期重叠平行四边形等演变的基础，说明红山文化彩陶纹样中几何纹与半坡文化有着不解渊源。但是，黄河中游文化对红山文化造成直接影响，还需归功于西阴文化的形成和北上。
此外，与大量具有半坡文化特征的器物共生的筒形罐在西阴期红山文化三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器体瘦高，施纹面积缩小，出现了口沿下施数道弦纹后再施“之”字纹的风格，或许也是半坡文化的遗风。半坡文化系统对红山文化的影响是否伴随着其族群进入红山文化区域，这个问题因红山文化第三期遗存识别时间不长，发现有限，目前还不足以下定论。但是在半坡文化核心区山西芮城东庄村等遗址已然出现了的散化鱼纹向几何纹的演变，在红山文化三、四期几何纹中得到发扬光大，从这一点推测半坡人也应当参与了红山文明的国家化进程。据陈雍先生研究，“半坡文化鱼纹分类系统表达了半坡文化人群内部一系列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它的功能跟人类学家们常说的图腾非常相似”，红山文化这类彩陶与半坡文化鱼纹间存在的可溯源性应当标志着使用者之间的亲缘关系。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通过桑干河进入冀北再进入辽西的道路已然被西阴文化占领，半坡系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流路径可能是沿着蒙古高原边缘，通过大兴安岭与七老图山的山口实现的，内蒙古商都县章毛乌素遗址出土花卉纹彩陶盆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其二，西阴文化扩张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文化“一统”的趋势，大大降低了人群差异、语言不通带来的沟通障碍，为更大区域范围内人群的往来与交流提供了平台。通过对该区域范围及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陶器分布及年代的研究，我们看到在距今6000多年到5300年间，由辽宁朝阳牛河梁，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陇县原子头、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蓝田泄湖，安徽含山凌家滩等遗址的圜底小陶罐，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庄窝坪、凉城县王墓山下、准格尔旗阳湾，山西吉县三教岭、大宁道教、北橄、垣曲小赵、东庄村，河南孟津寨根、新安荒坡等遗址出土的火种炉，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道教，山西泽州下町，河南巩义双槐树（滩小关）、郑州大河村、西峡老坟岗，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出土的大口尖底瓶，陕西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西安半坡，安徽凌家滩等遗址出土的陶盂，辽宁朝阳牛河梁，河南淅川下王岗，浙江嘉兴南河浜、雀幕桥等遗址出土的塔形器，内蒙古章毛乌素、白泥窑子，山西马家小村、镇城村、峪口、杨家寨、德岗、桃园村、西阴村，河南西坡，陕西泉护村、半坡、彬县水北，河北三关等遗址出土的花纹彩陶深腹盆等连接起来的陶器网络，就应是其背后稳定存在的文化通道的体现（见图）。也正由于西阴文化搭建起来的这条文化通道的存在，红山文化才与相距1000多公里之外的长江流域凌家滩间的沟通得以达成。同时该通道也促成了红山文化敬天法祖信仰体系及神权礼制管理模式向黄河与长江流域文化的传播。
红山文明经历了由族群多元到文化一体再到古国构建的过程，西阴文化正是在红山文化内部后冈一期文化移民和辽西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系统居民，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文化认同，达成了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体后，再一次推动了中国北方族群格局大变革。使红山文化南部和西南部早期迁徙并定居到今天山西中部、北部的后冈一期移民和红山文化西部的半坡系统白泥窑子文化被挤压进入辽西，引发辽西地区资源重新分配的?；∈焙焐轿幕用褚丫弑噶巳贤畔鹊奶跫捅ノ鼙呶幕叭诨愦葱碌哪芰?，于是建立在超血缘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成了。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