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图》中“满川花”非李公麟真迹
王连起在2026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关于李公麟〈五马图〉的问题——访日看画纪闻之一》认为：李公麟《五马图》是流落海外的旷世名作，通过仔细阅看真迹原件并考证文献，五马中的前四马确为李公麟真迹，第五马“满川花”则并非原作；卷上的黄庭坚题字为伪作；卷后黄庭坚、曾纡题跋为真迹，但黄庭坚题名存有疑问；此图原为墨笔白描，现有的色彩系明人所加。五马中的前四马确为李公麟真迹，其描绘栩栩如生，艺术水平极高。第五马“满川花”在画法、风格、艺术水平上与前四马有明显差距，人物面貌程式化，马尾鬃毛线描潦草，马眼刻画呆板，且原应有的黄庭坚题记已被移去。卷上前四马的黄庭坚题字为伪书，其书法全无黄书沉着劲健之风，且题识内容经考证亦为编造。卷后黄庭坚题名“黄鲁直书”四字笔力薄弱，值得怀疑。此图现有色彩应系后人所加，现场观感设色不自然，部位不合理，且文献记载李公麟作画“不施丹粉”。加彩时间推测不早于明代。
从文化源头汲取创新力量
汪品先在2026年1月21日《学习时报》撰文《从文化源头汲取创新力量》认为：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积淀了丰富的科技思想资源。先秦时期，《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体现了对自然规律动态演化的深刻探究；《墨经》中包含了几何光学、力学原理等早期科学萌芽；汉代张衡发明地动仪，唐代僧一行实测子午线长度……这些成就表明，中华文明并不缺乏科学创新精神，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有别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路径。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中国人的发明占175项。今天，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重新审视这些遗产，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发掘和释放科学创新潜力，就必须回归文化根源。只有培育适宜的文化土壤，创新的幼苗才能茁壮成长。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深度融合，兼收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数字叙事视角下的石窟寺造像资源
杜雨虹、方楷依、刁常宇在2025年第6期《中国文化遗产》撰文《数字叙事视角下石窟寺造像资源的开发策略研究》认为：数字叙事理论为石窟寺文化遗产展示设计提供了新思维。其具有叙事方式的“跨媒介性”、叙事结构的“多维关联性”、叙事体验的“互动性”和“沉浸感”等特征，契合了数字时代下石窟寺造像资源开发与传播的需求。目前，石窟寺造像的传统叙事开发面临叙事媒介单一、叙事结构以单线为主、叙事体验缺乏互动与沉浸等困境?；谑中鹗吕砺郏纱尤矫嫣岢隹⒉呗裕和贫鹗履谌萦谢?，实现造像价值的跨媒介延伸，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展示传播体系。打造多维关联的叙事结构，呈现多元立体的造像记忆?？⒍嘌ザ问剑菇ǔ两叫鹗绿逖椤＝中鹗吕砺塾谢谌胧咚略煜褡试纯ⅲ兄谕黄拼痴故鞠拗疲銮啃鹗赂腥玖τ胗跋炝?，是创新拓展石窟寺展示利用、有效传播其文化艺术价值的重要路径。未来应坚持以内容为核心，深化理论应用，讲好石窟寺故事。
彩陶纹饰复原与“计算考古学”
涂栋栋在2026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人工智能赋能彩陶研究》认为：彩陶是重建史前文化序列与探究文化交流的关键物质遗存。传统二维记录（摄影与线图）存在视角局限与主观性，而现有的三维数字化技术虽能高保真记录，但存在设备成本高、流程耗时、依赖实物实体等瓶颈。在此背景下，“单张照片三维重建”技术应运而生。该技术能较为准确地复原彩陶器的几何形状，支持形态演变分析与类型学排队等研究，为文化传播路径研究提供数据。在纹饰复原上，则呈现“视觉合理性”与“细节非确定性”并存的特征。该技术目前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记录手段，尤其在处理非对称或严重残损器物时仍有挑战。该技术的意义超越技术效率提升，它推动了考古资源的资产活化，可将海量历史影像低成本转化为三维数字资产；它促进了“计算考古学”的发展，使基于大规模标准化三维模型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辅助发现人眼难察的规律；它重塑了公众与文化遗产的交互方式，提供可任意翻转、缩放的具身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