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铜器铭文工艺的复古倾向
张闻捷、黄妍颖在2026年第1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工艺的复古——陈侯午三器铭文制法新探》认为：关于商周铜器铭文的制法，学界长期以来有模作法和范作法的争论。以陈侯午三器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铭文细节可以看出，陈侯午三器铭文虽内容相同，但在文字布局、铭文范嵌入方式、阳线方格使用及具体字形上存在差异，显示出制作较为粗糙，缺乏统一预设，可能由不同工匠分别完成。陈侯午敦（一）铭文中存在一系列泥条法的典型特征，尽管敦二和陈侯午簋铭文损坏较严重，但残存痕迹也显示其同为泥条法堆塑而成。结合其历史背景，陈侯午（田齐桓公）使用各诸侯进献的青铜为其母亲制作祭祀礼器，器物本身（簋、敦共用）具有复古倾向。由此可知，泥条法作为一种可行的青铜器铭文铸造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仍被使用于特定器物，反映出这一时期高等级贵族在工艺上的复古倾向。
东周时期青铜器金属垫片并非“滥用”
廉海萍在2025年第5期《江汉考古》撰文《东周时期青铜器铸造中金属垫片作用探析》认为：商周时期，金属垫片在青铜器铸造时的功能是用于外范与泥芯之间的定位与支撑的作用。东周时期，青铜器铸造中金属垫片的使用数量明显增多，似乎偏离了早期单纯作为“芯撑”用于定位的用途。通过计算机数值模拟实验，分析了金属垫片对铸造过程的影响。在薄壁器铸造中，金属垫片的核心作用在于影响凝固过程，起到“内冷铁”的作用：能够加快局部冷却，减少缩孔，细化晶粒，使组织致密，提高性能（抗拉强度、延伸率，局部硬度提高），从而提高青铜器的耐用性。由此可知，东周时期金属垫片数量急剧增多，并非滥用或炫技，而是在器壁变薄的背景下，工匠们为改善铸造性能而进行的有目的的主动设置。这是古代工匠基于实践经验对铸造工艺的重要革新，反映出东周时期铸造工匠总体技术水平并未衰退。
大汶口文化西进对中原腹地影响持久
秦存誉在2025年第5期《东南文化》撰文《变局与重塑：大汶口文化西进对中原腹地的阶段性影响》认为：大汶口文化的西进深刻影响着中原腹地的文化与社会变迁。其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期）的西进促进了秦王寨文化的创生。该文化是在本地庙底沟文化基础上，吸纳融合大汶口及江汉地区油子岭文化等因素形成的“混合型”遗存。这使得中原腹地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社会发展重心开始由陕豫晋相邻地区向郑州西北转移。第二阶段，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影响呈现全方位渗透，导致中原腹地相关区域“大汶口化”。第三阶段，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等多方激烈碰撞下，中原腹地原有文化格局被解构与重塑。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对中原腹地的影响是持久且广泛的，它彻底改变了中原腹地长期由中原文化系统主导的状态，通过多阶段的冲击与融合，重塑了该区域的文化格局与社会形态。
警惕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操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霞辉在2025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出：数据处理环节是问题的多发区。社会科学难以进行封闭实验，所得数据易受到波动和干扰，导致统计结果不尽如人意，难以得出有效结论。因此，学者会采用特定的统计方法来补全数据、剔除极端值、处理内生性问题等等。然而，有些统计方法缺乏公认的使用标准，不同学者处理相同数据时，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差异，这会引起人们的质疑。正是因为研究过程的灵活性，必要的数据处理和有意的数据操纵，二者边界并非泾渭分明。以奇异值举例，这类研究数据中的个别特殊值，能对统计结果造成显著影响。由于难以从中提取有效信息，许多学者常将其简单作删除处理。实际上，奇异值背后可能隐藏着季节、地域甚至文化因素的影响。虽然从统计学角度将其剔除有合理性，但如果学者能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研究发现，无疑将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