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织互动的文化遗产
马强在第3271期《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从蜀道看中国的古道文化》认为：蜀道是中国古代由关中平原穿越秦巴山地通往成都平原的交通网络。从战国中期至抗日战争前夕川陕公路竣工，两千多年间一直作为西南主驿道承担繁忙的交通运输功能。从交通史意义上说蜀道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文化并非完全沉睡在故纸堆，也并非仅仅是学者案头研究的对象，一些文化资源在现代仍然在沿用。20世纪抗日战争前夕竣工的宝（鸡）汉（中）公路基本上是在古褒斜道的基址上修筑而成，21世纪以来先后建成的川陕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选线也大致与傥骆古道、金牛古道的路线重叠或平行。正在修建的绵广高速公路拓展线也计划把蜀道文化元素融入服务区、隧道口、收费站、跨江大桥等节点。此外，明清以来剑州地方官员?；ご湓评裙虐厝旱摹敖皇鹘挥 敝贫仍诮裉毂恢匦禄指囱赜?，当年蜀道所经川、陕、甘、渝沿线各地今天在纷纷打造“蜀道旅游”线路与景点，都使古老的蜀道文化焕发出新时代的活力与价值。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并非受外来文化影响
朱延平在2025年第5期《文物春秋》撰文《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刍议》认为：兴隆洼文化陶器和个别石器饰有勾连纹，陶器上的压划勾连纹在辽西区得到后世传承，红山文化较晚阶段更移植到彩陶纹饰上，源远流长的勾连纹即是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原型。故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并非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而是仿制本土古典纹样的玉雕。根据出土情况分析，胡头沟红山文化墓葬M1出土的勾云形玉器M1∶3，其主体纹饰与同出筒形器残片上的压划涡卷勾纹图形雷同。牛河梁遗址的多座大墓也同时随葬勾云形玉器和祭埋保留勾连纹之涡卷勾纹中心部的黑彩长体筒形器残片。这种葬俗体现了勾云形玉器与涡卷勾纹彩陶片之间的内在联系。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也出现了同时随葬勾云形玉器和祭埋饰涡卷勾纹彩绘陶器的现象，延续了红山文化的传统。作者认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并非仰韶文化影响下以玫瑰花图案为原型的产物，而是源自辽西区本土固有的勾连纹陶器纹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将勾云形玉器称之为勾连纹玉雕更为合适。
“华山玫瑰”彩陶：华夏族融合的考古标识
王炜林、李媛丽、王昕昕在2025年第5期《江汉考古》撰文《试论“华山玫瑰”彩陶》认为：以彩陶为主要文化特征的仰韶时代，是中国史前社会走向文明的关键时期。仰韶时代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在我国东到大海、西至甘青、南抵长江、北及河套的广袧地区普遍流布一种“花卉纹”彩陶，苏秉琦因其以华山为中心分布，而称之为“华山玫瑰”，并认为这种花纹的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新解，认为“华山玫瑰”是对半坡文化彩陶图案中写实性“鱼鸟共融”题材的一种抽象表达。彩陶上的鱼和鸟纹饰的分布时空及其清晰的演变序列，应与仰韶时代不同族群相关。关中地区从半坡文化晚期（史家期）开始出现的鱼鸟组合图案，是受东来的早期庙底沟文化碰撞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复合图腾”，是半坡和庙底沟文化两个族团融合的象征。而“华山玫瑰”正是对这种“复合图腾”更为抽象和高级的表达。这种独具特色的纹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族团的凝聚力，是早期华夏族凝聚的标识。
乡土营造体系传承的关键
韩心宇、吴韵在2025年第5期《中国文化遗产》撰文《当代乡土营造中的掌墨师、工匠与建筑师角色之辨》认为：乡土营造体系的传承不仅依靠技艺的延续，更在于地方文化观念和建造心智的挖掘和培育，有赖于地方居民、掌墨师、工匠和建筑师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近几十年间，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当代传承面临多方面困境。在当前的设计和施工模式下，乡土建筑营造活动中已为数不多的传统掌墨师面临集体“失语”的窘境。虽然很多施工现场都有“领班师傅”，但他们很多已不再有机会或有能力完整主持一座房屋从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营造了。传统营造思想和技艺的传承是建筑遗产存续的基础，其自身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中贯穿全过程、具有统领全局意义的掌墨师的工作却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仍有一些老工匠健在的今天，鼓励传统师徒制的回归、建立传统建筑工匠传承制度是必要的。对于在当代设计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建筑师而言，应学习和发挥传统掌墨师的营造思想和统筹全局的能力，对工匠灵动的技艺保持细致而敏锐的观察和思考。
